一个日式的俄狄浦斯故事——《千只鹤》书评 发布时间：2024-07-31 13:09 来源：黑龙江网

　　请想象一下，你正站在舞台中央，灯光对准了你。台下的观众都是些熟人，其中有你的儿子，有你的学生——她曾经是你的情人，有你好友的遗孀——你的另一个情人——和她的女儿。你不能动，不能说话。但你知道，观众们的视线都落在了你的身上。想象一下这种感觉，你觉得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以上的场景，是川端康成的《千只鹤》开篇描述的一场茶会。不过在这篇小说里，观众看着的并非当事人，而是一只茶碗——那是主人公三谷菊治父亲的遗物之一。

　　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用一句话概括，讲述的是菊治和四个女人的感情纠葛。这样的作品基调本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1968年，作者因为本篇和《雪国》《古都》三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委对其的评价却是 “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精神特质”。可以这样说，西方文学界在川端那里发现了日本。

　　文学特征：弥散各处的象征物

　　那么让我们的视线先回到那场关系复杂的茶会：这场为悼念三谷先生举办的活动的参与者除了菊治和他母亲，还有三谷先生的两位情人，茶道师傅近子，太田夫人，以及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实际上茶碗并不仅仅是三谷先生的遗物，还是太田先生的遗物——是太田夫人将茶碗卖给了三谷。茶会上，茶碗正被会场中心对此毫不知情的雪子小姐使用着。

　　茶会的这个场景，奠定了整本小说的文学特征和情感基调。先说文学特征，在《千只鹤》中，物品不能单独被视作物品，而是一定会沾上它曾经持有者。所以，三谷家的茶室中有着“父亲的味道”，而只有雪子的到来能让这种“味道”暂时消散；书名中提到的“千只鹤”，是雪子来参加茶会那天带着的包袱布的花饰，在作品中象征着菊治心中向往，却又无法碰触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在《千只鹤》中作者写物也不仅是为了写物，而是写上一辈人对后年轻一代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小说中后期菊治与文子的交谈之中达到了顶峰。在这段情节里，两个人借由文子父亲的遗物——志野陶茶碗开始审视他们的关系。

　　文子嫌弃志野陶碗上那若有若无的一抹殷红，她执拗地认为那是母亲留下的口红痕迹，并决心毁掉它。这时候茶碗又起到了象征的作用：“比这更好的志野陶多着呢”“如果您一边用它，一边又想着别的上乘的志野陶，那我就太难过了。”这无疑不是在说陶器，而是在说陶器身上寄宿的文子的自我。

　　情感基调：年轻一代极力挣脱父辈的枷锁

　　菊治身边的女性几乎都跟三谷先生有关。

　　茶道师傅近子在被三谷先生抛弃后，她以近乎佣人的身份侵入三谷家。如今，她极力促成菊治和雪子的婚事，试图取代菊治母亲的角色。因为读到了她的这层企图，菊治连同无辜的雪子也一并有些排斥。

　　太田夫人，因为性格过于柔弱和依从，无法从三谷先生的死中走出来，转而在菊治身上寻找他父亲的影子。被菊治责问，被女儿瞧不起，最终草草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文子无疑是故事中最清醒的人。三谷先生从她这里抢走了母亲，而她母亲又何尝不是从菊治那里抢走了父亲。她对菊治的情感，始于对处境相似的另一个孩子的同情和好奇。于是尽管彼此吸引，但她很清楚这段感情不会迎来好的结果——他们二人都背负了太多来自上一辈的东西。

　　至于雪子，尽管书名中的“千只鹤”指代的正是雪子，但其实她在故事中的比重并不大，甚至可以这样说，雪子是超然于故事之外的。她更多地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所以，菊治该怎么做，似乎一目了然。但当真正重要的抉择摆在眼前，又有多少人能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呢？《千只鹤》给我们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几年后，川端康成用《波千鸟》续写了这个故事。不过，在我看来《千只鹤》的阅读体验本身就是完整的。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戛然而止，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时代的局限：女性的主体性缺失

　　虽然我很喜欢《千只鹤》，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部发表于1952年的小说，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着一些显著的不足。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女性角色主体性的缺失，太田夫人、栗本近子自不必提，看似很有主见的文子在思考自己和主人公的关系时，也明显地将自己摆在了被选择、评判、比较的位置，而作为“希望”象征的雪子更是面目模糊——某种意义上讲她被道具化了。所以，尽管作者写了三谷菊治和四个女人，实际上女性只是点缀和催化剂，《千只鹤》是仅属于主人公一个人的故事。

　　另外一个值得画问号的地方是：西方文学界从《千只鹤》中，到底看到了怎样的日本？这个日本和1952年的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有任何关联吗？我认为，即使有关联，也是非常间接的。《千只鹤》中表现的更像是一个西方人能够读懂的日本，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个基于精神分析可以理解的日本——三谷菊治摆脱父亲的女人们的过程，无异于一种精神上的弑父。而事实上，三谷菊治与俄狄浦斯之间微妙的精神层面的共鸣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作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郭翀）